华人华文与儒家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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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之被称为华人,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黄皮肤人种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无疑就是文化了。而华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民族之一,其根源亦赖于文化。文以载道,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过程,可以说与华文教育密不可分。东南亚不仅是海外华人华侨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从历史上看,东南亚也是华人华侨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诚如南洋大学倡办人陈六使所说:“就华人与南洋群岛的关系而言,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多年来,地方上的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并能与各族相安共处的。”①因为地缘上的因素,中国华南沿海地区的人下南洋的历史由来已久,而自晚清以来,因为国力衰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下南洋更成为一般穷苦百姓谋求生存的一条重要出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该区全部人口将近一亿六千万中,……八百五十万左右的华侨”②,已经成为仅次于马来人口的第二大族群。“东南亚华侨对该区,间接对整个世界而言,具有最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上的重要性。”③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不仅以其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更因为他们在东南亚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赢得了世人的注目。伴随着中国人在东南亚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结果,不仅仅是数字上的人口增加,更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这儿落地生根和茁壮成长的过程。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的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促进东西方经济流通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新加坡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开始腾飞,经过一番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以其在经济上的卓越成就,已翩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不仅为东南亚各国,也为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尤其是为全世界的华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新加坡不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为标志,前后持续近十年的时间,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影响后来更是超越了国界,蔓延成为一个跨国界的儒家文化再造运动,从而使得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之余,再次成为世人尤其是哲学家、思想家们之间热烈讨论的话题,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那样:“八?年代的新加坡为促使儒学论说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④即使仅仅以上述两项内容来看,新加坡以区区数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岛国,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奇迹,但至少也算是一项不俗的成就了。移居新加坡的中国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历史悠久,据可靠的资料记载,至少在元朝时就已经有中国人在新加坡居住了,这一点可以从元朝时的旅行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清楚地看出。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人移居新加坡岛上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国人不止在新加坡拓荒,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带到了新加坡。虽然早期的移民大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知识的文盲劳工,但他们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携带者与最早的实际传播者。关于这一点,正如已故国际儒联名誉理事长、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新加坡的华人,多数是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大都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象那些学者或知识分子,因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而抗拒儒家思想。因此,虽然多数人都没有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高文化,可是,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却实行儒家的道德教义。他们具有的,是从父母和亲人那里学来的、水平比较低的文化或民间风俗。”⑤正是靠着这种生活化的、长时间持续日积月累的作用,儒家文化才得以在新加坡扎根并持续传播,从而为后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出现的两次儒学复兴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的有些国家和地区,有些中国人在移居到那里之后,渐渐地被当地的土著人给同化了。譬如早期移居泰国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几乎被完全同化了,虽然这不能被视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移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在经过了几代人之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地人、当地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较而言,移居新加坡的中国人虽然因为新加坡的独立建国而被改称为华人,不再保有华侨的身份,然而,政治学意义上身份的转换,并没有改变新加坡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政治上脱离了中国影响的新加坡华人因延续了“祖国的文化特征”而与其它国家的华人相比,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仍然维持着较强的华人性。就像李光耀所说的那样:“不管缅甸、泰国、柬埔寨、或越南的华人,能否或已否跟当地土著人士,在人种上,生活上或文化上完全混合起来,但在新加坡……的[华裔],即使在一百年后,人们还是可以辨认这群人是华族,他们极难与当地的土著人士完完全全的混合起来。这并不只是因为语言文化的关系而已,宗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⑥按照李光耀的说法,新加坡人之所以能仍然保有华人的特性,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在新加坡的语义环境中,所谓的华人“宗教”,很多时候指的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儒教”或“孔教”。很显然地,“华人”已经不仅仅再是人种上的外观生理特征,它更多的是体现了思想文化上一脉相承的文化含义。从政治形态上而言,东南亚各国的历史的确都很短暂,但从文化的渊源上来看,东南亚各国实际上皆拥有与其国家历史不相匹配的悠久历史。

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族人口为主的国家,儒家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新加坡的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创业的先辈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把其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母语等,一并带来新加坡。这些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母语,就是‘根’。”⑦作为新加坡华人之“根”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是以“儒教”或“孔教”的身份出现的。所谓“言为心声”,在新加坡,曾经先后出现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而在这两次儒家文化复兴运动之前,亦曾先后出现过两次讲华语运动,完全可以这么说,华语运动成为了儒家文化复兴的先声。从形式上的语言深入到文化的内涵,这是合乎逻辑发展思路的。所谓的语文,即是一个从语(言)到文(化)的逻辑发展过程。在移民社会中,保存语言往往是保存文化的前提条件之一,所以,移居海外的华人移民大都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考察新加坡的教育史,不难从中发现,人们对华文教育的热忱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早期的私塾到后来的新式学校,从小学、中学教育,直至大学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尤其是南洋大学的创办,更是牵扯到了上至富商巨贾,下至三轮车夫甚至欢场舞女等等所有的华人,恰如陈六使所说的那样,南洋大学是世界上罕有的一所全民大学:“南洋大学乃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⑧从思想文化传播交流的角度而言,教育只是文化思想传播的形式,而文化思想才是教育的内容或核心。在新加坡早期的私塾中,塾师所传授的知识无非都是《三字经》、《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等等,这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教科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早期的私塾都是儒家文化的实际传播机构。即使是后来南洋大学的创立,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替华人保留一部分的传统文化精髓。这一点,正如陈六使在提出创办南大时所指出的:“我今日三百余万新马华人,独忍坐视母语教育,祖宗文化之形迹灭于我足所践履,手所经营且将以新国姿态与世人相见的土地耶?独忍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且不知其为华人耶?余每枨触及此,心中如焚,思办一中国式大学试挽狂澜,冀幸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于新马以致全东南亚,蓄之有日矣。”⑨字里行间,保语、保文、乃至保族保种的含义呼之欲出。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像新加坡那样,一个族群的语言会上升到成为国家的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新加坡官方所确立的所谓四大官方语言中,唯有华文华语会时不时地会成为新加坡民间、政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自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华文教育逐渐没落,华校的消失和南洋大学的关闭,直接导致了新加坡人华文水准断崖式的下降。作为儒家文化主要载体的华文的式微,势必影响到新加坡儒学的未来,说新加坡的儒学前景黯淡,既不是夸大其词、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目前新加坡社会、政治、文化现实环境的一种合理推断。关于这一点,只需引用最新的一个案例作为参考,相信明白此间事理者必然会心知肚明。新加坡政府自1979年发起“讲华语运动”以来,每年都会郑重其事地举办一些活动,以彰显政府对华语的重视,使得这个运动成为仅次于新加坡国家历史、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运动。2017年7月10日的这一天,“推广华语理事会”照例举行了“2017年讲华语运动推介仪式”,并依照惯例,在第38届“推介仪式”上推出了该年度讲华语运动的标志性口号:“华文华语,听说渎写,多用就可以”!在当天活动的看板上,四个最大、最醒目的大字“听说渎写”,居然其中就有一个错别字,本该为“读”却变成了“渎”!虽然在新加坡诸多事关华文华语的活动中,出现错别字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在如此高规格的“推广华语运动”中,出现如此公然亵渎华文华语的行为,还是令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关心华文华语人士感到错愕不已!而事后“推广华语理事会”的例行道歉,尽管来得那么及时、那么诚恳,却都始终无法消除人们心中对于华文水准下降忧虑的心境。

作者:严春宝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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